2021年,在政府部门降杠杆、严控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的大趋势下,城投企业融资进入新一轮收紧周期,城投非标违约风险持续释放,违约事件由上年的28起增至31起,涉及城投企业由38家增至42家。本文依托“地方债务通”小程序数据,对2021年城投非标违约概况、特点、后续处置等进行全景分析。
一、2021年城投非标违约情况
2021年,在隐性债务监管和融资类信托监管“双趋严”背景下,城投非标违约事件及相关公司数量均较上年略有增加。据中诚信国际“地方债务通”小程序统计,2021年共发生31起城投非标违约事件,涉及42家城投平台,违约金额超过40亿元。从产品类型看,涉及信托计划违约的21起,占比68%;其次为资产管理计划6起,另有融资租赁2起、定向融资计划和私募产品各1起。从行政层级看,层级越低的区域违约越多,42家城投平台中有32家为区县级平台、占比接近八成;另有9家地市级平台和1家省级平台。
图1:城投非标违约一览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二、2021年城投非标违约特点分析
(一)所涉区域经济财政实力普遍较弱,贵州省违约主体数量占比近七成
从地域分布上看,违约区域主要为西部省份,贵州仍是“重灾区”。涉及城投非标违约的省份为贵州、河南、湖南、内蒙古、陕西、四川、天津、云南8省市,有5个为西部省份。其中,贵州省违约城投平台数量最多,达29家、占比近七成;内蒙古次之,涉及3家平台;云南、河南、陕西、四川均涉及2家平台;天津、湖南各涉及1家平台。大部分违约省份经济财政实力较弱,具体来看,除河南、四川、湖南外其余省份2021年GDP规模和综合财力基本处于全国后1/2水平;除内蒙古外其余省份2021年隐性债务余额基本处于全国前1/2水平,除内蒙古外其余省份广义债务率均在250%以上。
图2:涉及城投非标违约事件的省份经济财政债务情况分布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贵州省内不同经济发展层级地市均面临较大的非标违约风险,以遵义市最为严重。29家贵州省城投平台中,有13家位于遵义市,包括3家地市级平台、10家区县级平台;此外,有8家城投平台位于六盘水市,4家位于安顺市、4家位于黔南州。贵州省经济与财政实力较弱,2020年GDP总额17826.56亿元、居全国第20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86.78亿元、居全国第22位,财政平衡率31.22%、居全国21位;但同时债务负担重,2020年显性债务率143.17%、居全国第3位,含隐性债务率329.99%、居全国第5位,与偏弱的经济实力较不匹配。从地市层面来看,遵义市经济总量长期居第2位、仅次于省会贵阳市,安顺市经济总量排名长期居于末位,黔南州、六盘水市排名居中,反映出省内不同经济发展层级的地市均面临较大的非标违约风险。
图3:2020年贵州省部分地市GDP分布图4:2020年贵州省部分地市财政收入分布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5:贵州省城投非标违约事件的4个地市经济财政债务情况分布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二)超半数主体近三年多次违约,债务滚动持续承压
根据中诚信国际“地方债务通”小程序历年数据,42家非标违约城投平台中有22家在2018年~2020年内曾有一次或多次非标违约记录,所占比例超过半数,反映出违约主体的债务滚动持续承压。一方面,发生非标违约的城投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往往较差,所属地区经济财政实力弱或平台在区域内受重视程度不足,城投平台短期内同样难以偿还其他债务,且大量于2016年金融去杠杆和2017年地方隐性债务严监管之前发行的非标产品在近三年集中到期,其在从紧环境下续作困难,更加剧了城投企业的偿债压力;另一方面,城投主体违约后再融资能力将大概率被削弱,或面临银行抽贷、公募债券发行失败、私募债融资成本高企等局面,融资受限又进一步制约公司业务发展,从而陷入多次违约的负面循环。值得注意的是,有20家城投平台首次违约,占比近半数,较高的新增违约比例反映出融资环境收紧对城投企业带来了较大压力,非标违约风险扩散速度较快。
(三)互保联保风险突出,引发连锁违约事件
城投平台互保、联保现象普遍,风险易沿担保链拖累全区域,继而引发连锁违约。42家违约城投平台中,有18家仅作为融资方,19家仅作为担保方,5家既是融资方又是担保方,具备融资方与担保方双重身份的5家城投平台隶属贵州遵义、六盘水、安顺三地。近年来城投平台间互保联保风险突出,从2020年~2021年的案例看,如安顺市地市级平台安顺国资与2家区县级平台安顺黄铺资产、安顺黄铺开投存在联保情况,其中安顺黄铺资产在为安顺黄铺开投担保多项产品的情况下,与其共同融资一项产品,最终全部违约;黔南州地市级平台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与区县级平台剑江控股互保后双双违约。
三、后续处置与影响
(一)违约处置进度较慢,多数产品仍未兑付
从公开信息来看,2021年城投公司非标违约原因主要包括业绩亏损、流动性紧张、外部融资环境恶化、私募资金违规使用等。在紧张的融资环境下,2021年非标违约处置进度较慢。仅有个别地区能在短期内兑付,如呼和浩特春华水务2021年4月30日公告称公司有7.46亿元融资租赁与银行贷款等债务逾期,5月7日春华水务董事长、呼和浩特市金融办主任均公开表示确保逾期债务得到妥善解决;而其余大部分非标违约产品选择展期,截至目前仍未披露兑付信息。此外,2021年利用司法手段加快非标违约处置的事件增加至9起。
(二)违约主体二级市场收益率抬升,普遍涉及异常交易
城投非标违约对融资方和担保方二级市场公开债均产生明显冲击,债券收益率大幅抬升,负面影响还往往波及所在区域。以春华水务为例,2021年存续的3只公募城投债16春华水务MTN001、16春华水务MTN002、16春华水务MTN003在其非标违约公告发布后的5个交易日之内,中债估值收益率均飙升1000bp左右。从2021年各省城投债交易利差来看,发生非标违约的8省利差普遍较高,贵州、云南利差均在650BP以上、高居全国前2位,天津利差在400BP以上、居全国第7位。从近年来各省城投债交易利差变动看,贵州、云南作为2018年以来非标违约事件数量最多的两个省份,近三年城投债交易利差差值分别高达336BP、437BP,远超其他地区,信用风险迅速抬升。
此外,违约主体发行的公募城投债普遍出现了异常交易现象。2021年,42个违约主体中有19个出现过合计488次异常交易,异常交易多在非标违约事件发生后反复发生,主要源于投资者交易情绪波动过大,造成收盘净价大幅偏离相对公允的中债估价净价。在2021年全部城投债异常交易中,贵州省成交规模居全国首位、占比高达22.34%,与其非标违约数量较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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